高三必讀：自主招生備考文學流派例題解析(4)

　　閑逸派

　　閑逸派是宋朝時的一個詞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僧仲殊、朱敦儒、黃裳、周紫芝。這派詞人深受晉、唐山水田園詩派的影響，直接承繼中唐張志和《漁歌子》等詞的傳統(tǒng)。他們或情志高潔，酷愛自然，或隱逸遠世，保真養(yǎng)性，或受挫避禍、閑放退居，表現(xiàn)了一種特有的閑遠超逸之態(tài)。就此而言，這派詞可稱之為逸人之詞。

　　閑逸派詩人隨著時代氛圍和個人氣質(zhì)、境遇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曠逸、雅逸派。曠逸詞派，以閑逸、曠達為主要風格：雅逸詞派詞人受到晏、歐、周雅詞，特別是雅正派詞影響，以柔筆雅辭寫山川景物，敘宴飲交游，抒閑情逸致，偏重于典雅和藻飾，與曠逸派的自然野趣、超曠飄逸有異。

　　江西詩派

　　江西詩派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有正式名稱的詩文派別。北宋后期，黃庭堅在詩壇上影響很大，追隨和效法黃庭堅的詩人頗多，逐漸形成以黃庭堅為中心的詩歌流派。

　　黃庭堅的詩歌觀念對于江西詩派的形成至關(guān)重要。黃庭堅論詩以“不俗”為高標，而要達到這種境界，他強調(diào)須多讀書。他說“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只有“胸中有萬卷書”，才能“筆下無一點塵俗氣”。黃庭堅對多讀書的強調(diào)，并非是為學問而學問，而主要有三層意思：其一在于認真學習、廣泛吸取前人一切好的東西，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加以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其二是作為一種學養(yǎng)的積累，以增加詩歌的內(nèi)涵與意蘊，力去淺俗。其三在于主觀修養(yǎng)和性情的陶冶，培養(yǎng)一種以儒家基本精神為底蘊而又超脫流俗、獨具個性的氣質(zhì)，為人“不俗”，才能寫出“出塵拔俗”之詩。黃庭堅最為著名的詩歌主張之一“點鐵成金”實際上也與他所強調(diào)的主觀修養(yǎng)有關(guān)。到了宋末，方回因為詩派成員多學杜甫，就把杜甫稱為江西詩派之“祖”，而把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人稱為詩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詩派的“一祖三宗”之說。

　　江西詩派片面追求“無一字無來處”，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連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詩派中的末流。這是江西詩派長期以來受人譏評的主要原因。

　　永嘉四靈

　　永嘉四靈南宋中葉的詩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一種傾向。永嘉四靈是當時生長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溫州）的四位詩人：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形成中國南宋中葉的詩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一種傾向。因彼此旨趣相投，詩格相類，工為唐律，專以晚唐賈島、姚合為法，謂之唐體，字號中都帶有“靈”字，而溫州古為永嘉郡，遂稱之為“永嘉四靈”。

　　他們的詩風承襲晚唐，選擇了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詞寫野逸清瘦之趣。詩體的特點是：繼承了山水詩人、田園詩人的傳統(tǒng)，滿足于嘯傲田園、寄情泉石的閑逸生活。在藝術(shù)上，又能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輕古體而重近體，尤重五律。甚至要求全詩字數(shù)不得超過40字。在較大程度上糾正了江西派詩人以學問為詩的習氣。

　　“四靈”詩歌并非“寒蟬哀鳴”，也不是遠離社會現(xiàn)實，只透露“狹窄的心理”。它在宋代詩歌史上應有較高的地位，對它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的評價，特別是對積極用世方面的評價，需要突破由來已久的思維定勢，多一些多元意識和寬容意識。

　　臺閣體

　　明朝永樂至成化年間，文壇上出現(xiàn)一種所謂“臺閣體”詩，以當時館閣文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號稱“三楊”）為代表的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三楊”都是當時的臺閣重臣，故他們的詩文有“臺閣體”之稱。

　　永樂成化年間，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因此他們的詩文只追求所謂“雍容典雅”，多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應制”和應酬之作，脫離社會生活缺乏實際內(nèi)容，內(nèi)容大多比較貧乏，多為應制、題贈、酬應而作，題材常是“頌圣德，歌太平”，毫無創(chuàng)新，毫無生氣，比宋代的“西昆體”影響更壞。這種文風由于由統(tǒng)治者倡導，因此一時模仿成風，千篇一律成為流弊。

　　臺閣體這種萎靡的文風漸為時代所不容，革除流弊的呼聲越來越高，在后起的茶陵派、前七子等流派的沖擊下，漸漸退出了文壇。

　　茶陵詩派

　　明代成化、正德年間的詩歌流派，因該派首領李東陽為茶陵人，故稱。當時社會弊病已日見嚴重，臺閣體阿諛粉飾的文風已不容不變，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針對臺閣體卑冗委瑣的風氣，提出“軼宋窺唐”，詩學漢唐的復古主張，強調(diào)對法度聲調(diào)的掌握，以圖洗滌臺閣體單緩冗沓的風氣，振興文壇。明代大學士、立朝五十年的李東陽，以他為代表的“茶陵詩派”，將故鄉(xiāng)“茶陵”的名字，永遠鐫刻在中國文學史史冊上。

　　他們主性情，反模擬，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視詩歌的聲調(diào)、節(jié)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風格代替臺閣體。李東陽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壇，門生眾多，其詩論詩風堪稱一代之盛，成為臺閣體向前后七子復古運動之間的過渡。但因李東陽生活圈子平靜狹小"四十年不出國門"，其詩多是題贈之作和詠史之作，內(nèi)容大體不出宮廷、館閣的生活，諸如"坐擁圖書消暇日，夢隨冠蓋入新年"之類，故使茶陵詩風并未脫離典雅工麗的臺閣體的影響。但其宗法唐詩的主張，以及師古的創(chuàng)作傾向，卻成為前、后七子復古運動的先聲。

　　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指的是明朝中葉的詩文流派。15世紀末以后，明代詩文領域內(nèi)經(jīng)歷了一次新的變化，這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文學復古思潮日趨活躍。以李夢陽、王世貞等人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這一階段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前七子的成員有李夢陽、何景明、王九思、邊貢、康海、徐禎卿、王廷相，是一個以李夢陽為核心代表的文學群體，活躍于弘治、正德間。后七子成員有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吳國倫、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后七子中以王世貞、李攀龍為首，活躍于嘉靖、隆慶間。

　　從前后七子文學活動的積極意義上看，首先它們在復古的旗幟下，為文學尋求了一席獨立存在的地位。特別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壇歌頌圣德、粉飾太平的臺閣體創(chuàng)作風氣還沒有完全消除，加上程朱理學學風的熾熱，文士中有輕視詩文而熱衷于治經(jīng)窮理的傾向，一些“文學土”甚至遭到排擠打擊。其次，在重視文學獨立地位的基礎上，前后七子增強了對文學本質(zhì)的理解，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對舊的文學價值觀念和創(chuàng)作實踐發(fā)起了一定的沖擊。如后七子提出重“辭”而輕“理”的主張，雖有過多地注重文學形式的一面，卻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們以重形式的手段來擺脫文學受道德說教束縛的要求。

　　公安派

　　公安派是明神宗萬歷（1573-1620）年間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這一派作者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等。他們所持的文學主張與前后七子擬古主義針鋒相對，他們提出“世道既變，文亦因之”的文學發(fā)展觀，又提出“性靈說”，要求作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們的散文以清新活潑之筆，開拓了我國小品文的新領域。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反對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后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fā)展變化，沖破一切束縛創(chuàng)作的藩籬。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進而強調(diào)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所做游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nèi)容，因而創(chuàng)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因而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未能達到其文學主張的理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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